长江商学院许成钢：改革不适应创新的制度，才能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2018年11月29日，由亿欧公司主办的以“智能产业，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18亿欧创新者年会暨第四届创新奖颁奖盛典在北京国贸大酒店正式举行。

大会现场，汇聚了5000名各产业创新者、行业领袖、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讨论，他们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做出预判，对面临新机遇，企业应该如何做也给出了建议。本次峰会采取“1+6”的组织架构，除了11月29日的“2018创新者领袖峰会”外，30日还将举办包括新技术·新动能创新者论坛、大健康创新者论坛、小程序创新者论坛、金融科技创新者论坛、企业智能服务创新者论坛、未来零售创新者论坛在内的6场垂直峰会。

在2018亿欧创新者年会上，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发表了《技术创新、产业革命、与经济增长》的演讲。

他表示：

1、制度问题的核心就是解决激励机制问题；

2、产业革命是一个大规模优胜劣汰的过程，而且只有市场能做到；

3、产业革命是各国经济发展产生差别的原因。

以下为许成钢现场演讲速记：

许成钢：大家好，非常谢谢给我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对技术创新、产业革命的看法。

首先，我们大家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政治局居然要集体学习人工智能。这就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局要学习某一个技术的事。

我引用一下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国务院的通知内容，时间原因都不重复了。最后一点我还想再强调一下最后一行，普京在去年有一个公开的表达，他就说将来哪个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哪个国家就会统治世界。

我之所以在这里引用这些，主要是想要提醒大家关于人工智能在新兴产业革命里面起到了基本作用，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重视。中国很重视，美国很重视，俄国也很重视，世界各国都很重视。

在中国的历史上，过去已经发生过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国连边也没有沾上，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国赶上了末班车，之后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是第一次历史上中国参与到正在兴起的产业革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第四次产业革命现在是刚刚起头，中国在参与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参与的过程中能有重大的贡献，能让中国像人们的期待那样跑到世界的最前面去，下面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是这些问题。

创新严重的依赖制度

创新是在所有的活动里最依赖制度的一个活动，为什么呢？原因是创新里面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励机制问题，制度问题的核心就是解决激励机制问题。我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最基本问题就是谁是创新的人？我们是不是知道？

第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创新的人要创新？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回顾历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可以发现所有革命性的变化、所有突破性的创新，原始动力都不是商业，也不是应用，而是以好奇为动力在科学上产生的。这是第一层，革命性的变化。只有追随着第一层革命性的变化之后，才有第二层的创新。

第二层就是应用性和跟随性的研究，由于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好奇心，所以需要外来激励机制的刺激。例如获得诺贝尔奖，或者他本人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学者等等，有没有适当的外来激励机制对于跟随性的研究、应用性的研究都有重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以实用、商业为目的的创新，这个就必须和巨大量的商业利益挂钩。巨大的商业利益不仅仅决定了个人的激励机制，同时也是私营配置，只有巨大量的商业利益跟他挂在一起，那些创新才能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才能使得创新更快的发展。

总而言之，创新严重的依赖制度。当我用制度这个词的时候，我概括为以下三个最大的项目：法治、市场和自治的大学。当我们讲法治的时候，一个特别突出的因素就是产权，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法治是保护自由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  

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制度决定的是什么？制度决定的是在这个社会由制度决定了谁拥有资源，由制度决定了谁来支配资源，也就是资源的配置。当制度是合适的时候，合适的人就有了机会，有了自由、有了机会，合适的人就会获得了资源，能够从事创新，否则就不能。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不是来自于计划或于政府命令。所有的重大突破首先产生于想法，产生于无数自由的探索，最后才成为商业上的结果，这些都是在市场上优胜劣汰的过程产生出来的，只有在竞争中取胜，人们才知道他是最好的。

产业革命是一个大规模优胜劣汰的过程，而且只有市场能做到

什么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当我们讨论产业革命的时候，产业革命不是一个完全一切都是美好的图像，产业革命从来都带着巨大的破坏，是一个大规模优胜劣汰的过程，有大量的被淘汰的内容，这些就是破坏。优胜劣汰的过程只有市场可以做，政府没有办法复制，政府最不能复制的就是破坏，政府最不能够复制的就是创造性的破坏。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产业革命和政府主导和研发实际上是不相容的。历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都是固定的，都只发源于英国、美国，这个不是偶然现象，因为英美是同一类型的制度。

让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讲的要点，产业革命里面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基本内容是创造性的破坏；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伴随着市场的大规模资源配置和很强的激励机制，这两个方面都是政府无法复制的，政府无法模仿的，就是政府无法复制创造性破坏，政府也无法复制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所有革命性的发明一共100多项，只有一项是人造橡胶，因为这是军事上需要的，产生于苏联。所有其他类目全部产生于市场经济，在100年里，如果排一下顺序，哪些国家革命性的发明最大？应该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

还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比如说中国芯片的落后。实际上芯片的落后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因为在工业化前期大量都是从苏联来的，包括制度、研究技术和工厂制造技术等等。电子器件方面的研究中国是继承了苏联的传统，而导致美苏之间重大差距的技术领域就是半导体器件和芯片。    

另外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国内炒的很响的量子通讯背后实质并不是通讯，实质是量子密钥分配。对于量子密钥分配，2013年美国西北大学的袁教授就已经指出量子密钥分配里面有致命问题，在他的研究背景下，美国、英国政府都有正式文件要求政府不在这个领域投资，日本也做大量的研究，认为不适合在这个领域投资。

我这里引出爱因斯坦两句重要的话，来表明为什么计划和产业革命是不相容的。

第一句话：如果我们原本就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那我们做的这件事就不称为研究；是不是这样？紧跟着他说想象力是最高形式的研究，想象力是什么东西呢？想象力可不是从任何计划里面，因为计划意味着你从此没有了想象的空间。

第二句话：自上而下的奖惩机制和创新是不相容的；他说如果人们只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或者期待获得奖励，就会成为一群不可救药的人，当然他指的是做研究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政府和机制，任何政府相关的制度，它的最基本机制就是上级对下级的奖惩机制，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从最最基础的地方，伟大的科学家们早就看到了计划和研究之间的不相容性。

总结一下，三次产业革命都发源于英国和美国的制度，产业革命里的重要思想都来源于教授自治的大学。而所谓的教授自治，第一是人事自治；意味着大学教授的聘任、升迁、决定权在教授手里，而不在政府手里，这是必需的，没有这个条件大学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第二是所有科研的资源一定是由教授来配置的，一定不是由政府来配置的。

如果按照历史的基本事实把世界上和技术创新相关的制度做排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以英法系为基础市场；原因是每一次的革命性创新、产业革命都产生于这个地方。排在第二的是以欧陆法系来支持的市场制度；它的相关国家包括全体的西欧和大陆国家，以及韩国、日本这些等等。排第三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这一类的没有可能发生产业革命，他们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下追的很快，但是一旦离得近了，制度会导致他在研发方面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排在最差的就是群众运动和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

产业革命是各国经济发展产生差别的原因

我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历史上的基本情况，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产业革命呢？原因就是在产业革命之前，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后来之所以产生差别，原因就在于产业革命。包括前面那张图里没有专门把中国拿出来，如果专门来看一下中国跟日本的对比，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差别，中日之间真正拉开距离是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这意味着制度的变化，是在制度的变化之后，日本开始追赶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产业革命的国家，尤其是在战后。

面对人工智能提供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的是制度改革，对比一下中国跟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区别，可以看到在深度学习的应用方面，中国的应用规模和美国的应用规模是相似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看到，在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基本算法、基本芯片的发展上，甚至在高端的传感器发展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比如说英国、德国、日本等等。当这些算法、计算力、传感器能够产生新的突破时，我们才能在应用方面进一步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所以后面这句是什么含义呢？含义就是中国必须要紧密的依赖，紧密的和全世界在一起，中国不可以自力更生，不可以把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没有可能的。因此，当人工智能以革命性的速度发展时，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不适应的制度，让中国的制度能够适应这个世界的发展，使得中国不去重蹈历史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