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雅
配图|扈佃杰
成就一部影片,需要一个导演。成就一家公司,需要一个创始人。
胡珩正是一位兼具导演和创业者特质的人。作为银河威尔创始人,他曾经在市场低靡期拿到千万投资,又在短短1年后让公司在市场站稳脚跟,扭亏为盈。而在创业之前,他是央视一名专职12年的纪录片导演。
这些经历,造就了胡珩身上极具韧性、善于拓荒、对作品几近偏执的特质。从2016年创立公司至今,胡珩过去五年多一直在「用三维交互技术让每个人都能创建、观看、体验“第二现场”直播」,致力于打破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让每一个人都能体验世界。为了这一目标,他不断打磨产品,在他看来:“没有好的工具就像战士上战场没有一把好枪,那可是要命的事儿。”
对于导演身份的他而言,胡珩挖掘了太多人的梦呈现于荧屏。如今身为一位创业者,胡珩更希望帮人圆梦,他深信,三维交互技术是搭载梦想的媒介,它将满足人类即兴创造现实的梦想,也将让人类第一次可以共享清晰的梦境。
更关键的是,在人类的感官体验从“二维”走向“三维”的过程中,VR则是现阶段最早民用的、最廉价的、最方便的、功能最强大的一种三维显示设备。但长期来看,VR又可能只是走向三维的某一个方法,未来AR/MR/XR等方式皆有可能。
科技行者:创业之前,你在央视有编制,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个梦幻工作,为什么后来会创业?
胡珩:有两个契机。
第一个契机是因为参与一部纪录片。离开央视之前,我参与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与全世界做生意》,片子总导演是执导《大国崛起》的周艳,团队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的创作团队。这部纪录片后来拿了金熊猫奖的最佳社会长篇纪录片奖。
当时我们拍了阿里巴巴、微信的张小龙、义乌小市场等等,其中,微信的故事对我影响很大。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和一个导演的思考方式是非常接近的,都是去思考人的底层需求,去思考一个产品是否可以让人生活更美好。
第二个契机是2015年底,弟弟回国带来一个DK2过山车(注:一款VR游戏)。我这人有恐高症,从来不坐过山车,当我戴上VR头盔第一次体验过山车,虽然明知道是错觉,但身临其境的时候,我还是腿软了,一屁股坐了下去。那一刻直觉告诉我,或许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出现了。
人类原本只能在三维世界里去体验,再把它简化成二维方法去传播,但VR是直接用三维的方法去传播体验。于是我萌生了念头,自己有没有可能做这么一款相关领域的产品。
科技行者:从一开始萌生念头,到最后决定创业,中间经历了什么过程?
胡珩:我第一时间与人探讨行业机遇,找了身边所有能联系到的人,包括做电影的、做工程师的、做投资的,从2015年起,基本每周探讨一次,持续了约1年。
直到2016年8月,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方志推动我说,“既然真想做产品,为什么不考虑做一家公司?”
于是我们先注册公司,运作了一段时间后,2017年拿到了天使投资。我下了很大决心,从央视辞职,全身心投入创业。
回过头看,中间经历的时间不短,但我的初衷就是希望做一款伟大的产品,到今天为止也没变。
科技行者:对任何创业公司而言,初始团队都是最重要的基础,你是如何召集队伍的?
胡珩:最早我们有四个人的团队,分别从事电影、广告、技术和纪录片,当时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比如现任产品经理孟超,原来是一个知名的电影剪辑,不到30岁就剪了4部院线电影,还有大量网剧都在找他合作,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打动他至少花了半年时间,但慢慢地他比我对VR的热情还高,现在我们是非常默契的合作伙伴。
我个人非常热爱VR,早期团队成员最后留下来也是因为热爱,因为当时没有利益。我们每周都聚一次,尝试做一些VR相关的东西,当时测试了市场上所有的摄像机,做了大量的拍摄和制作。每向前一步都很艰难,但我们乐在其中,也乐此不疲。
科技行者:印象中,2016年对VR创业者来说,应该说一半是浪潮,一半是火焰。上半年暴风引爆了资本市场,但下半年市场又迅速降温,似乎不是一个稳妥的赛道选择。咱们是如何拿到天使投资的?
胡珩: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做纪录片导演时,接触了很多公益自然相关领域,在拍摄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纪录片时认识了公司的天使投资人。某天他出差来北京一起约饭,无意中知道我在做VR,就很感兴趣,因为他在美国也投过VR项目(Unity公司等)。
当时,看到我们正在给爱慕集团做VR走秀展示,他很看好我的从业经历和经营思路,就问我缺不缺钱。就这个机缘,投资人爽快地希望拿出一千万的天使投资。
科技行者:从拿到第一笔投资,到磨合出第一轮产品,公司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胡珩:刚开始我们真是经历了最艰难的两年,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7年-2018年,我们用融来的投资做开发、发布了一款VR直播工具,用电影级设备做大型赛事的VR直播,当时接了VR看房、VR旅游、VR展厅等一系列总共两三百万的项目,但2017年底真正商业化时特别失败,我们的东西足够好,但市场对VR的认知很低。
这也是公司遇到的第一个战略思考命题:方向定位。VR看起来啥都能做,但是VR的大部分商业场景其实是不成立的。其中最难的就是要想明白VR的独特价值在哪里、为什么市场需要它、用户需要它。如果想不明白,这花的1千万就浪费了。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创业成长期。
第二阶段是2018-2019年,我当时停掉公司所有的商业项目,即便这些项目可以维持基本生存,但我的想法很简单,不要为了做公司而做公司,如果没有一款好的产品,公司注定难以长期发展。于是我们搬到了一个“老破小”办公室,一门心思研发产品。虽然当时团队只有十几个人,最终我们花了约一年时间,自研出一款完整的VR端社交软件「GVR Chat」,这款产品和我们最早自研的一整套专业级的VR直播系统,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在的核心产品「GVR第二现场」,一款可以帮助人们创建自己的演出、赛事、活动,并且可以在三维世界里真实进入,实时交互的终端产品。
科技行者:为什么要破釜沉舟研发这款产品,基于什么逻辑?
胡珩:首先是现实维度,疫情让世界变得隔离,短期内我们都看不到缓解的苗头,所以虚拟世界交互成为了刚需,即跨时空交流。而VR能提供让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是以往任何产品都不具备的。
其次从产品维度,所有基于现场的艺术形态(赛事演出等)天然具备社交属性,本质上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或者说当人与人见面时,信息传递比视听语言更全面。
所以人类进入三维世界是必然,这不是渐进式的量变发展,而是一个革命式的范式转换。以往,二维的传播是在做减法,解决的是信息传递的效率问题,目的是把信息传递得很快;未来,三维解决的是信息传递深度的问题。我们认为,三维的娱乐场景会成为三维世界最早成熟的商业化场景。
我们的产品研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它是三维的,要有空间感;第二它必须可交互,要让用户真实感应到虚拟世界,且与虚拟世界发生真实的交互感。
某年初我去日本最繁华的新宿,那里有一家专门的VR体验店「VR-zone」,里面的年轻人络绎不绝,这是我在国内没有见过的景象。那一刻我更深刻意识到,三维的消费者数字体验是有坚实基础的,年轻人很热爱的,关键是要把产品和内容做好。
科技行者:在最艰难的那两年里,你内心OS是怎样的?
胡珩:公司最大的波谷就是埋头做研发的那一年,公司快没钱了,我又不让接项目,大家都很焦虑。当时公司一位很重要的合伙人,也是我们的产品总监,有天找我开会,说他想了很久,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公司要倒闭了。
当时我说:“我的感受跟你一样,我的判断也跟你一样,但是焦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是先扎实把产品做好。”当时我已经开始去找一些机会,谈顶级赛事合作,但也没多少把握。
总之那段日子是黑暗中的黑暗吧,离死亡一步之遥。
科技行者:花一年时间沉心打磨产品时心里有底吗?会不会觉得,万一我的想法是错的呢。
胡珩:其实一直在怀疑,这个怀疑是很真实的,因为产品当时还没有市场化,所以这种焦虑从头到尾一直存在,哪怕创业到现在依然存在。
我原来做导演时有一个习惯,会做大量的行业研究,这种习惯一直伴随着我。所以创业第一年我的阅读量惊人,以此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有了认知之后,到创业第二年,我开始试图从底层思考所做的对不对。
当时我的底层思考有两点。首先,三维世界未来最大的瓶颈一定是优质内容生产,因为三维内容的生产成本太高,这个问题必须要被解决;其次,我们的产品定位“三维交互式直播”可以解决这一行业问题,我们的用户体验也达到了很高标准,这才是行业的刚需。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选择这一赛道和产品,是基于这两个判断,来支撑整个公司运营。
科技行者:公司产品最典型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胡珩:有三个典型业务场景。第一个叫虚拟演出,它可以把你的想象力变成舞台;第二,赛事直播,未来主战场或许是电竞(游戏原本就是三维的,电竞未来会发生一场革命);第三是活动,包括发布会、展会展览等,为客户提供轻松的虚拟现实体验。
你可以想象,当你买不到票或者懒得出门时,在家戴上头盔,登陆银河威尔的产品,就可以看到任何一场赛事或喜欢的演出,可以和朋友、家人、爱人一起看,说不定还能认识陌生朋友们,我们正在实现这样的场景。
科技行者:后来,商业上的成果如何?
胡珩:我们与2019年CBA总决赛合作,是我们的一个高光时刻,但是这件事办成挺难的。
首先合作有四方:CBA、广东移动、华为,我们在里面显然是一家特别小的公司。但是,我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就一点点说服。先说服CBA给我们授权,再说服华为投入工程师帮我们解决5G网络,再拉着华为去说服广东移动提供了网络专线,最后我们银河威尔解决转播和产品问题。
当时CBA采用的方案,就是我们的产品「GVR第二现场」。CBA CEO选择这一方案时,认为最有革命性,有别于市面上其他所有的VR直播产品。最终最终在华为所做的用户问卷调查显示,84%的用户对此是满意的,97%的用户愿意推荐给好友,且愿意支付每场35元的费用。
图:银河威尔与2019CBA总决赛合作“第二现场”直播
科技行者:「GVR第二现场」是怎样一款产品?
胡珩:可以理解为是 NextVR+TheWaveVR+AmazeVR 的融合产品,是一整套端到端的三维交互式直播工具,把VR直播和VR社交打通。一方面让用户用虚拟化身真实进入现场,每个人都可以是超级VIP;另一方面它是一套SAAS工具,实现三维优质内容的规模化生产。
科技行者:这就是公司第二阶段的故事了吧?
胡珩:对,这就到了最有趣的公司第二阶段:2019-2021年的公司商业化阶段。
CBA总决赛完成后,我们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光,拿了很多奖,被外界熟知,三大运营商都抛出橄榄枝。说实话当时的市场还是很浮躁,泡沫特别多,来找我们的大都希望免费合作一些媒体事件,我们出技术,他们出内容,我们最好不要收他们的钱,大家共同宣传。
但是我保持了冷静,基于底层思考,第二阶段我做了第二个决策,不做“赚名不赚钱”的媒体类事项,只做有商业回报的项目。这个决定让公司在2019年的6个月里特别艰难,因为就算我们不做,会有很多公司抢着做,我们的曝光度就低了。
但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不是我不需要这些名,而是长期非商业化项目对公司有损害,产品如果不经过商业化验证,一来不知道是否被市场需要,二来容易陷入一种盲目乐观的自我认知里。这种状态持续了6个月之后,发生了极大逆转。
科技行者:为什么逆转?
胡珩:因为一些同行用廉价的方法做事,用户体验必然很糟糕,这就让客户认识到我们的价值,商业项目也越来越顺利。
过去两年内,我们完成了国内近百个大型项目。2019年下半年陆续接到些订单,2020年收入突破千万,2021年也接近900万。我们靠产品说话,希望把每件事做好来赢得市场,这是公司创立以来一直尊崇的价值观。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第一个商业项目也要感谢华为,与华为Mate30发布会合作。华为对供应商相当严格,当时把市面上所有其他的VR产品全部考核了一遍,发现和我们的差距很大,所以最终决定用我们的产品。
图:银河威尔与华为Mate30发布会,实现XR直播
图:银河威尔与咪咕音乐合作,打造周杰伦演唱会虚拟舞台
科技行者:当商业模式渐渐明朗,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总结银河威尔的主要优势?
胡珩:银河威尔基于「用户体验」反向研发所有的技术,解决人类在三维世界里“希望如何去演出,希望如何来观看赛事,希望如何去参加活动”等需求。银河威尔有清晰的定位,始终朝着这个垂直方向精耕细作。
科技行者:用户体验是越来越严格的,市场需求也一直在变,如何把握需求的核心?
胡珩:虽然国内VR市场又火了,却仍然处于割裂状态,头部玩家刚进入,硬件销量不够,C端用户活跃度不行,内容生产又很贵,很难直接变现。所以,我对未来两年的看法依然是,要核心解决行业优质内容生产的问题,要致力于行业生态的构建,于是我们首先立足于在行业生态构建中做到关键角色。
科技行者:前面提到,你在创业第一年通过大量阅读去摸透这个行业,这是一个怎样的习惯?
胡珩:原来做导演时经常会跨行业,开拍之前需要快速理解一个行业,最简单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疯狂把行业的所有好书快速看一遍,从脑海中建立底层逻辑;第二种是跟行业里的牛人聊一次,因为书上能看到规律,但是看不到当下行业的真相。我在前两年把这两件事都干了。
科技行者:有推荐的书吗?
胡珩:《人类简史》《世界科学史》。我看了很多科学类、物理类、历史类的书,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力量,科技的每一次浪潮与资本的结合节点,以及行业内什么因素将会带来长远价值。
科技行者:作为创新者,在什么情况下,你最容易产生好点子?
胡珩:我不相信好点子,可能因为我已经创业到第五年了,创业之前一个好的idea很重要,创业之后这个点子只是你的一张门票而已。
相比于好点子,创业之后更重要的是三个能力:第一,认知能力,这是第一要害;第二,组织管理能力;第三,社会资源整合能力。
科技行者:作为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创业是否会影响家庭?
胡珩:我是在得到家庭支持前提下做的这样的决定。她们也认为这件事很酷,而且是会为人类创造价值的事情。当时我说:我的人生已经到这一阶段,不想在重复的事上浪费时间,当我有一个机会可以为社会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一定要去。
08年5.12大地震期间我曾经主动请缨前往北川,当真的看见有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我受到很大震撼,生命如此短暂,还有什么可怕的?
做纪录片导演的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起到了本质上的推动。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才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化和精神消费品上落后差距太大,而我们的产品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全世界,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最大的价值所在。
科技行者:一句话的自我评价是?
胡珩:希望用有限生命创造价值。创业看得明白,依然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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