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20日22点55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发出后，王运丰教授和当时的科学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问题。然而这一路比想象的艰难，美国政治上的阻挠、经费的紧张、以及国内政策的不明朗，都为中国开启互联网大门设置重重关卡。
作为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院士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这一路的坎坷：“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正是王运丰、钱天白、钱华林、许榕生、胡启恒等科学家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在这条“羊肠小道”上的四处奔走和不懈努力，于1994年4月20日，中国终于实现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中国的互联网事业，也以让全世界惊叹的速度蓬勃发展起来。
前苏联留学生与中国互联网
20世纪50年代，20岁出头的胡启恒远赴前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大学化工机械学院攻读自动化专业。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里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其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年轻人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让一代人刻骨铭心。
作为现场聆听毛泽东演说的留学生，胡启恒至今提起当时场景时脸上仍然洋溢出激情的光彩。那些充满期望的演说词，也在胡启恒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让她深深地感到肩上的一种责任。
1963年胡启恒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到祖国，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20世纪80年代初，胡启恒有机会在美国工作了两年，也让她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那时候美国计算机已有很发达的网络，让胡启恒羡慕不已，她同时敏锐感觉到，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资源，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90年代初，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负责中科院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攻关NCFC项目，该项目由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目的是将三家的计算机网络连起来，建设资源共享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也就是从这个项目开始，胡启恒与中国互联网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批评中初尝链接互联网
虽有贷款，但建设国家超级计算中心也不是易事。当时的国际禁运政策对我国购买超级计算机作出苛刻的不公平限制。在积极艰难的情况下，中科院和清华、北大三家终于互相联通，但科学家们感到网上资源不够，接入互联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于是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胡启恒尝试在现有项目下，推进中国互联网的接入，但却承担不少风险：世界银行贷款是专款专用，目的仅为建设计算中心，并不能拿来用做互联网接入。
当时世界银行每年都派国际专家组检查工作，国际专家组对于NCFC管理委员会迟迟不能完成超级计算中心的建设，却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连接互联网十分不满：“你们计算中心都还没建好，联什么网？这个项目的经费没有让你去连接互联网。”
虽然胡启恒和科学家据理力争，但国际专家组仍然批评不断，胡启恒也只好硬着头皮挨批评，但她并没有放弃。这一决策也得到了国家计委、科委、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会大力支持，各部门慷慨解囊，资助经费做连接和网络运行，中国的互联网计入初次迎来曙光。
美国借口安全问题紧闭大门
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乐观，美国一直借口安全问题，不对中国开放互联网，特别是在骨干网上紧闭大门。具体的做法是，美国政府在内部对互联网进行控制，在技术上设置障碍，这样一来中国就无法进入美国骨干网。
当时美国负责互联网事务的是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胡启恒和当时的科学家找到他们商谈，要求联到美国骨干网，但遭遇美国政府阻挠，理由是：中国不能进入美国骨干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会偷取美国情报。
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许多中国科学家都在此事奔波。中科院计算所网络中心研究员钱华林，就曾在各种国际互联网会议上大声呼吁，希望支持中国连接互联网。有些学术会议还专门为中国进入互联网问题举行公开讨论。
据胡启恒回忆，钱华林在会议上阐述为什么中国需要互联网、为什么互联网也需要中国。“他说，中国进入互联网，不是为了偷美国的技术，而是为了科学研究。”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都曾积极响应，一并通过各种场合积极呼吁，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NSF负责互联网国际合作的斯蒂芬-沃夫(Stephen Wolff)曾经回忆这一段历史，他说：“只要美国政府没有明文禁止，我们就会静静地打开闸门放各国接入互联网。”
在各种国际会议呼吁的同时，胡启恒也在积极向国家申请接入互联网。1994年，她先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写报告，科学院再以党组名义起草报告上报国务院。当时互联网在国际上已初具规模，邹家华等几位副总理非常有远见，立刻就批准，非常积极的进行支持。
胡启恒和当时科学家分明已真切感受到，互联网大门开启那激动一刻就在眼前了。
国内电信政策的小插曲
然而这一路仍是磕磕绊绊。虽然国家表态非常支持中国接入互联网，但国内的电信政策又成为障碍之一，因为在当时的邮电部，并没有适应多个用户共享信道的政策。
当时连接互联网要靠电话线传递，因此需要向邮电部租用电话专线，这和当时的规定有一定矛盾。“我们去租国际讯道传递互联网信息，从美国连接到中国，他们就要求只能给科学院用，不能给清华北大等，在他们看来，如果多家使用，就是炒卖电话线路，需要加倍收费。”
科技界在那个年代并不富裕，胡启恒很担心邮电部加倍收费，因此就千方百计的说服邮电部，和他们说互联网就是公用的，如果不能共享，互联网的作用和优点就没法体现。
胡启恒回忆说，那时候真是苦口婆心地给邮电部讲互联网的优点：比如资源共享，比如不是商业网不盈利，比如只是教授们和研究员做科研和教育。
最后邮电部终于明白并且支持了胡启恒和当时的科学家，最终没有“加倍收费”。胡启恒说，也许是“不是赢利”的理由最终打动了邮电部。
胡启恒“烧”的最后一把“火”
得到了国家授权，也做好了技术准备，就只差一个重新向NSF申请接入的有利契机。
1994年4月初，胡启恒跟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去美国参加中美科技混合委员会会议，在开会间隙找到了NSF主席莱恩(Neal-Lane)与斯蒂芬-沃夫，再度重申要求连入国际互联网骨干网的要求。
然而让胡启恒感到意外的是，NSF并没有给出任何刁难，甚至没有提出谈判或讨价还价，就立刻表示同意中国全面接入美国互联网骨干网。很快，胡启恒就接到钱华林的电话，说已经没有问题，互联网已经能够全面接通。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对这一段的记载是：1994年4月20日，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Internet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
胡启恒当时感觉到，美国政府早已做出决策，因此才会出人意料的顺利。在评价是由她推动中国互联网的成功接入时，胡启恒说，是钱华林等科学家之前已经烧了许多“火”，她“烧”的是最后一把“火”。
胡启恒回忆这段往事时，常常提到一些对中国互联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比如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对互联网接入的支持、国务院邹家华等副总理迅速的批复同意等，正是这些开明、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给中国互联网发出“准生证”。
另一方面，王运丰、李澄窘、钱天白、钱华林等老一辈和科学家和教授、以及德国教授措恩、当时建立国家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主管部门，还有出资支持接入互联网的计委、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等对中国互联网的起步和发展都是功不可没。
“我之所以能做这些事，是得到了这样重要的人的支持，他们才是中国互联网真正不应该忘记的人物。”胡院士说。(资料整理、编写/韩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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