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瘟疫历史：危机、生存与契机 原创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科幻电影《世界之战》中，状似章鱼、体大如熊的外星人狂虐人类，最后被地球上微生物轻松搞定，结局不免有些狗血。但是回看现实社会，还是很有道理。与其共存千年的人类尚未能战胜病菌，更别说入侵的外星生物了。毕竟，病原微生物和人类之间的博弈，五千年来从未停止过。

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William H. McNeill，就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在医学发达和科技进步的今天，那些大规模传播的瘟疫灾难事件似乎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淡去。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17年前SARS时期的这段回忆，也只能在纪录片中体会一二。

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席卷而来。截至2月12号，确诊病例44763例，疑似病例16067例，治愈病例4979例，死亡病例1115例，瘟疫的态势仍然处于高发期，防控形势不容有丝毫松懈。

与人类文明同行

瘟疫危机，带给每个人的冲击绝不仅仅只是医疗卫生问题，更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演化。人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与疾疫相互博弈而共同塑造了历史。

细细数下，鼠疫、天花、霍乱、麻风、白喉、梅毒、斑疹伤寒、疟疾、狂犬病、肺结核等等，这些危害过人类的传染病达数十种之多。当传染病传染力极强，而且造成大规模传播的灾难事件时，我们又称之为“瘟疫“。纵观历史，有很多次大型的瘟疫危机，其中有的甚至差点让人类灭亡。

例如，传染病之首的“鼠疫“。患鼠疫者，身体会出现很多血点，而后演变为血斑，又称“黑死病”。目前治疗鼠疫主要靠有针对性的抗生素，但是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鼠疫已夺走3亿多人的生命，远远超过全球历次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

据记载，全球范围内，鼠疫曾发生过三次大流行。第一次的鼠疫大流行起源在公元6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至8世纪才消失，造成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场鼠疫肇始于1346年，前后300年，欧洲大陆丧失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之后很多国家也都遭受了鼠疫的袭击。这场瘟疫危机造成的人口损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复。 

19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发源地被认为是中国的云南省。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使瘟疫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并搭载着先进的远洋轮船，迅速地扩散到世界各地。 这第三场鼠疫的杀伤力造成了约两亿人遇难。其中，在1910年流行于东三省的鼠疫，夺走6万余人的生命。

这三次鼠疫大流行，的确使人类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造成无法比拟的危害。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恐慌蔓延，还打断了正常生产和经济运作，人们背井离乡，一片混乱，死亡惨重，人口锐减，以致社会瘫痪。不过，在瘟疫的不断斗争中，人类也获得了对新疾病的认知，发明对付疾病的新方法和新药，比如隔离防疫的手段，同时点燃了现代传染病学理论的火种；重新审视了行政手段在控制和预防传染病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建立防疫意识……这些都是大规模瘟疫事件留给人类的“遗产”。

当然，如果把瘟疫放大到宏观的人类历史上来看，瘟疫留给人们的，远不止于此。

比如，对于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有许多学者认为14世纪的黑死病影响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兴起，对中世纪欧洲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是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它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使财富得以重新分配，导致经济的多样化。

时间往回拨动一些。雅典时期的瘟疫，让雅典文明在短时间内退出了历史舞台；“安东尼瘟疫”的爆发，同样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古代中国而言，瘟疫是改朝换代不可忽略的影响之一。

“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赤壁之战时曹操遭遇瘟疫爆发后，烧船败退，写下了这句话。诸葛亮等人而后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明末清初之时，鼠疫侵袭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意外沦陷，和李自成及其军队的迅速“腐化”；顺治皇帝、多铎等也因天花离世；再大胆猜测一下，如果不是因为天花，康熙也不一定能当上皇上（他已经出过天花，不用担心再被感染了）。

当然，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绝不可能是因为一场瘟疫。但是，它的每一次到访，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演化。正如历史学家William H.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一书的观点——“流行病，与文明同行”。

是危机，更是契机

如果说历史上出现一次次的瘟疫危机，是一部人类痛史；那么进入19世纪后，人与疫对峙的局面又是如何书写，不妨看看历史学家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中的概述：

流行病无论在流行程度还是影响方面都大幅降低……（但）每隔几年，总有人警告可能又将暴发重大疫情，比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09-2010年的猪流感，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然而凭借有效的应对措施，受疫情影响的人数相对较少。

比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埃博拉开始爆发时，原本似乎逐渐失控，世界卫生组织也将此疫情称为”近代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如此，疫情还是在2015年年初得到控制；2016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已然平息，死亡人数远远不及西班牙流感或墨西哥的天花疫情。

如今，现代医学进步飞跃，疫苗、抗生素研制速度提高，卫生条件以及医疗基础设施较之前也有很大改善。不仅如此，在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共同加持下，如何抗击疫情有了新思路。

回看17年前的SARS，原本人心惶惶，担心它成为新一波的黑死病，但最后全球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疫情很快得以平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非接触经济”活动方式，成为对抗“非典”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了避免人群密集，减少近距离接触带来的交叉传染风险，人们不得已改变了以往生活、学习、交流方式，推出了电子商务、网上教育、在线娱乐等，“网络化生存“方式应运而生。

SARS过后互联网迎来高速发展的契机。在2016年出版的《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102年梦想》中，作者邓肯·克拉克认为“非典证实了数字移动技术和互联网的有效性，因此成为使互联网在中国崛起为真正的大众平台的转折点”。 

17年后的今天，上一场疫情中成长起来科技互联网公司，例如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在与新型冠状病毒的较量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后来崛起的互联网新贵也不再是疫情的旁观者。云、大数据、智能平台等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正在加入战局，全力满足疫情防控、医疗民生和教育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互联网医院让市民足不出户看医生、大数据让市民更加了解疫情，AI红外快速测温、火神山5G基站……以信息化手段抗击疫情，无一不暗藏人类“生存”的机遇和契机。

结语

疫情当下，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和社会，如何敬畏自然、关怀生命，如何以谨慎坦然心态面对瘟疫危机，如何利用现有手段更好地为人类自身服务，如何在寻求生存之余抓取进步的契机，从而推动某些社会机制甚至社会思潮的修正和发展，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想象。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穿越疫情，我们将书写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