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美美时代，民间公益怎么做

ZDNet至顶网软件频道消息 对中国公益界来说，今年的夏天实在不太平。两只小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就在中国慈善公益界掀起了一场风暴。郭美美、卢美美、尚德门诈捐事件、河南宋基会被指挪用善款放贷、格桑花假账事件……不论是“官办”慈善机构还是草根NGO，都面临着严重的公众信任危机。

2011年9月26日，峨山路613号9E咖啡馆，联劝开放日沙龙。来自政府、企业、媒体和草根NGO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在后美美时代，民间公益如何应对？

绕过中间机构不能解决问题

在中华慈善总会爆出尚德门事件时，联劝基金会副理事长吕朝正在出席一个论坛。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官办机构如果没钱了，你们草根组织不就有钱了吗？吕朝对此不以为然。

“我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公众也不会区分哪些是官办机构哪些是草根组织，官办机构由于有政府的背书公信力更强一点。第二个问题，这个钱给你，比如说这个馅饼没有掉到官办组织就能掉到你这里吗？先不要说你没有知名度，其实你也没有能力消耗这么多钱，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说700、800亿的捐款，95%以上给了政府给了官办机构没有给草根组织，不要说700、800亿，就是7、8亿给到一个草根组织，它能消化得了吗？也是消化不了的。”

馅饼确实没有掉到草根NGO碗里。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统计的数字，3-5月社会总捐助额为151亿，6-8月是121亿，总量没有太大变化。但基金会和慈善会接受捐助的总额从63亿急剧下降到了8.4亿。捐款流向发生了改变，绕过中间机构直接流向政府和个人的捐赠显著上升。微博上频频出现诸如“再也不相信任何中间机构”，“以后只捐衣服不捐钱”等评论，可视为后美美时代公众典型情绪的流露。

不论官办还是民办，公益组织事实上均是中间机构。中间机构凭什么存在？如果把钱直接给受益人，效益一定是最高的，公信力一定是最强的，捐款人一定是最放心的。如果公益都是这么来操作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专业机构一定要存在。” 吕朝认为，绕过中间机构不能解决问题。“对于个人来讲，需要找到受益人。靠他自己能不能找到？这个人能不能把资源发到那里？还要有很好的评估和反馈给捐赠人，这些工作其实是需要专业机构来做的，这个是最简单的中介，其实还有别的中介工作，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专业机构的公信力很弱。”

草根NGO们亟需成长

“作为一个草根组织，我宁愿这些事件出现得更晚一点。”吕朝认为对于目前所谓“官办”慈善机构面临的危机，草根公益组织没什么理由感到幸灾乐祸。“官办机构如果不改善做法是迟早会出问题的，但是现在草根组织还没有成长起来，即便对方牌子倒掉了以后你还是接不住整个盘子，就变成全社会干脆不捐了。大家的公益热情没有办法释放，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这样的事件再出现晚5、10年，可能我们有一些组织能够发展起来能够接得上这个线，否则对我们的影响并不一定是非常正面的。”

那么草根公益组织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吕朝觉得恐怕和现在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服务、产品做好，能够尽量地把你的透明度做好。”

《至爱》公益杂志编辑周旭峰认为，专业能力的培养是草根NGO们需要重视的问题：“专业能力的培养我觉得非常重要。你要做得非常有效率，同时在专业领域里面奠定你的社会地位。什么时候做专业了，什么时候我们的春天就真正来到了。”

在记者朱雨晨眼里，草根公益组织和“官办”慈善机构之间的关系，与市场化媒体和“官方”媒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相似之处。“这两个行业之间人员的流动频率都比较高，这两个行业有天然的盟军关系，而且这两个行业的人都很年轻，这两个行业在职业边界之外给人的期望值很高，往往会因在这些边界之外的高期望值甚至带有光环的东西，使他们跨越出自己的职业边界。”

但就如媒体从业人员存在专业性问题一样，NGO从业人员也需要思考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我个人的感觉NGO从业人员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不如媒体从业人员，因为我们的职业化标准经历了100多年，而且相比NGO的职业标准，媒体的职业标准更常识化，而NGO在中国这样的环境当中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而且跟国际的惯例不得不有很大的区别，这点是希望大家要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

竞争环境在逐步好转

尽管前路依然艰辛，但慈善行业的垄断现象确实在逐渐减退，草根公益组织的竞争环境正在逐步好转。

吕朝笑称：“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开玩笑，一两个美女对中国慈善界所做的贡献是远远多于若干年来我们公益组织所做的贡献，所以我们在中国公益慈善历史上应该为这几个美美建立一个碑，他们真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官办机构垄断公益资源，整个公益市场不可能形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件好事。官办机构、草根组织正逐渐进入到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大家靠自己的能力、产品、公信力、服务来拼，而不是拼后面那个东西。”

作为企业代表出席的MSN（中国）公关总监王岩表示，在选择与哪家公益组织合作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只要符合MSN（中国）“捐款对象明确化、捐款流程简便化、捐款金额公开化、捐款进展透明化”的四化原则，都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微软做公益的理念，最主要的就是用自己先进的技术帮助做公益的这些机构，帮助NGO组织，告诉他们怎么样用先进的技术让公益做得更加高效。MSN的做法也是一样的，我们愿意将自己的产品和平台用到公益活动中，同时号召我们的白领用户们不仅在大灾大难之后想起来做慈善和公益，而更应该从日常生活做起，尽自己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甚至成为时尚生活理念的一部分。”

当然，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MSN更偏好具有创新性的项目。“我们也想倡导一些国外比较先进的做公益的方式和理念，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白领用户也都是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接受创新理念的能力的。”王岩表示,这次之所以和联劝基金会合作“一个鸡蛋的暴走”这个活动，“除了符合MSN做公益的四化原则外，我们觉得这个活动的形式特别新颖。这个活动用了国内比较少见的向朋友劝募的形式，通过信任的熟人来邀请一起参与公益活动。而这与Messenger的知人有信的品牌定位也非常契合。”

对于和企业合作，不少草根公益组织总是心存疑虑。不过，草根公益组织也需理解，企业做公益并非都是为了作秀，做公益也是企业自身的需求。“我们的钱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客户，但是我们把盈利再回馈给社会，给那些没有办法支付这么高医疗费的群体，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回馈，我们不是个自私的群体。我对我们的这些员工感到非常自豪。”和睦家医院的CEO Emery Brautigan先生说，“我们有自己的基金会，也就是和睦家儿童医疗基金会，每年我们有2%的盈利费用会投入到这个基金会，为那些特殊儿童，包括一些孤儿捐赠这些款项包括医疗服务。这些医疗的基金也包括给这些儿童免费的医生的诊断费、实验室费用，做一些影像医疗的费用。”

10月22日在上海崇明岛举行的“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除了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MSN与和睦家的员工们都自愿组队暴走50公里。“我们上海的同事10月22日会组织暴走队伍来参加，他们觉得公司有这样一份心他们觉得很自豪，这也促进了企业凝聚力的培养。” MSN员工们对这项活动的热烈反响，让王岩感到很自豪。“我觉得很好，这是一个多赢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怕别人说你是作秀或者怎么样。”

我们需要抱团取暖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传统的慈善和现代的慈善的交汇点上发现的问题。”上海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促进处处长谢家琛引用了企业管理上著名的产权理论来解释如今的危机。“当你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一致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经营层怎么样做得好，肯定是为了所有者的最大利益化去运作。一旦等到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以后就出现问题，经理层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是满足你所有者的最大利益。然后出现了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股份制企业等等。实际上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按照这个路子在走。我们的慈善也是，当你接受捐款的时候，你想到过没有？实际上它把所有权转移，但是这个所有权不是你的，你在做这个慈善，你要把钱用好，同样就会发生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矛盾问题。你是不是最大限度地体现捐款人的利益按照捐款人的意志做，这个就是公信力的问题。你要符合捐款人的意志，你要对利益相关者要负责。”

要促成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转变，除了行业自律、接受社会监督之外，政府配合不可忽视。吕朝希望草根组织能够得到政府更多的配合。“比如说有些资格仍然是不平等的，比如说你的公共资格仍然不平等，比如说草根组织收到的款项仍然要交很多税，这样的问题随着这个事件的曝光以后，还是应该把它拉平。”

“政府需要进行研究，到底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法规，包括我们说这种法规不仅要去规范、限制、监督，还要鼓励，税收优惠政策我们怎么样落实，我们怎么鼓励我们的社会组织、企业、社会各界做慈善事业，怎么鼓励、表彰、激励，这些都是需要政府机构研究的。同时我们的理论界，我觉得理论界是广义的概念，不仅是书斋里进行研究的理论界，包括我们公益组织都来研究。”谢家琛表示，与企业相比，公益界的研究太少。“我们现在企业的运作上有许许多多理论，宏观、微观、MBA一套理论，特别是多的理论使我们企业改革确确实实迈出了步伐，我们看我们现在的企业和80年代的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功，但是确实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迈出了很大的步伐，特别是我们的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这方面跟它的理论研究分不开，我们需要研究，我们的慈善公益事业真的需要研究，这个往来的研究还是太少了。”

“现在是全面的信任问题。”谢家琛认为眼下不仅仅公益界，政府、企业都面临着信任危机。“我们是战友，大家都面临同样的危机，我们要一起想办法。尽管现在是秋冬，但是我们好像已经到了寒冬了，我们需要抱团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