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幕后“愚公移山”军事谋略篇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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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写的地理，这一节只讲策略。我自己读时，时时觉得《大道至简》一书写到末了，未见得有一篇古文精彩，只是这篇古文，愿细读的人并不太多罢了。
这篇军事谋略，与工程全然无关。你可以把它当作做人、做事或者做事业的参考，对于做工程，却没有什么意义。

顺便说，我没有读完过“三十六计”，我自己也不并是什么高明之士。所以，这些策略高妙与否，并不重要，也无佐证。读的人自作自想去便好了。

1. 端木长出山第一策：藏器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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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宜见晋王把公输同关了起来，要问死罪，急急地跑回来求计于端木长。一方面，他说公输同获罪，是当年两家的老爷子没有阻拦工程实施而犯下的错。这被端木长一顿批驳，说先辈人这样决策，以及今天公输同判有罪，都是世局变化的缘故，因此不要妄议先人的得失。况且，端木一家早就把钱财分散了，而这个目的，正是为了今日能用上它。
京城宜一听当然高兴了，但还是没明白其中的端倪——当日藏钱与今日用钱，以及搭救公输同有什么关系呢？
 　
端木氏藏钱之时，是为了避祸。谁都知道端木一家是靠着愚公挖山起的家，而且也是愚公家族的支持者。话说树大招风，等到愚公一家有祸时，端木一族必然大受牵连。追根求底地查起来，要挖路的、要扩建的，还都是端木氏的肇因，同愚公一样定个死罪，也不为过。但反过来，如果端木一家无钱无权无势，等到公输同都封了大官了，端木家却只留下了吃饭的家底儿，估计也就没人来找事了。因此端木氏将钱财分散到各地，从而“富而不显”，是为避祸。明知大祸将至，明哲而保身，谋定而后动，至少算个聪明人。
 　
而接下来，端木长又说藏这钱是为了今天来救公输一家，这救又是什么救法呢？是晋王下令要杀，你送上金银人家也不稀罕，说不定还招来罪祸。因此钱尽管是要用在救公输同身上的，却不是行贿受贿这样简单。固而这时端木长开始在冀、鲁、燕、齐这些藏钱的地方奔走，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端木长还在等待一个时机。什么时机呢，也就是“（晋）王三伐广野，未果”——晋王数次发兵去征讨广野，却搞不定，这才是端木长要的机会。这个机会有什么特点呢？首先这时晋王的锐气受挫，急需解决广野的问题，因此听得进良言；再则数伐广野，军需财力都噬待补充。这种情况下，端木长赠金资军，才有价值，也才最为有利。
 　
即使如此，端木长也不能送去十车黄金、三军之甲，然后就说：“晋王，你放了公输同罢。你若不放，我这些东西就不送了。”换作商业经济的社会，或许还行得通。但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逼宫的事，是做不得的。果然，当端木长献上黄金、甲胄，紧接着说“公输一家不是存心通敌，希望能宽恕他”的时候，晋王只消一句“你就不怕我也责你通敌吗”，就几乎将端木长陷入死局。
这时，我们才看到端木长藏金的真实价值。端木长说：“如果我通敌，那么我又何必来资助晋国的军队呢？”这一步最取巧的地方在于：现在晋国打了败仗，我还来资助晋国，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是在通敌呀。——退一步来讲，如果端木长在晋国打败仗之前就拿出来些东西来，就未见得有这个效果了。
这才是端木长“藏器待时”的真实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先求保身。因为如果不能先洗脱自己的“通敌”之疑，那么还未能使公输同免罪，自己便要先被砍头了。所以端木家的黄金，其实并不是直接用来救公输同，而是先用来正言正身的。
果然，晋王神情稍见缓和（意稍懈）。
 　
　
2. 端木长出山第二策：授人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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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里都是制胜之策，或是败中求胜，或是取势求胜，但是没有一个法子让别人占得便宜自己又不吃亏。
这看来起是兵家之忌。因为打仗嘛，总是趋利的，哪能便宜了别人。但如果你让端木长用三十六计的法子跟晋王干仗（如果那会儿有这三十六计的话），最终掉了脑袋的一定是端木长。因为晋王就是晋王，跟晋王谋利，可以称勇，但未见得是智。
 　
我们看看端木长“正言正身”后又是怎么干的。他先用了“自相矛盾”这个故事，来说明两个事物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事物本身导致的，而是出自参与者的主观判断或假设。因为矛、盾自已并不相攻，是你自己要让他们相互击打，这才成了解不开的问题。端木长据此推论出“广野者，取道而伐，据关而守，若守若攻，唯在王尔”。也就是说，广野挖开了，也可以是有利（于晋国讨伐别国）的。但这个有利与无利，全在于晋王对这件事的判定或者假设。
接着，端木长又设下了一个陷井。他说：大王今天因为他而烦恼，明天则可能因为他而欢喜。那么如果你今天杀了公输同，今后又怎么来奖赏他呢？换而言之，如果你以自已的喜忧来论赏罚，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君王了。
这个陷井有两个目的。一方面看晋王如何解决这个反诘，另一方面则给晋王留下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是：如果你放了公输同，反倒会是一个不以喜忧论赏罚的明君。
显然，这种局面下晋王放了公输同也是可以的。但是，晋王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因为他其实也发现了端木长的论辩中的问题：如果不以当下之事来论得失，那么就无所谓得失了；如果不以当下之事来论赏罚，那就没法论赏罚了。——很显然，看起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如果这样治国，那么杀人者也可以无罪：安知被杀者明日是否犯下更大的罪恶？
所以晋王就只问了一句：不审察于此时此事，那么刑法又有什么用呢？又或者此时没有战争，那么甲胄的作用就不存在了吗？
显然，晋王并不想顺着端木长给他的那个“不以喜忧论赏罚的明君”的台阶下来。因为顺着那个台阶下来，他反倒是做了一个被人忽悠的傻子。晋王抬出法典，意在说法典便用来治“此时之罪”，便如同甲胄用来防“它时之敌”一样，不因为时效而度有无。
 　
端木长这时说出来的话，便有些讨价还价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你不会用，要不然让我来试试，如果我不拿甲胄就搞定敌人，那你也能不拿法典来治公输同的罪吗？——哈哈，话的意思是这样子，但端木长说话却是客气得多了。他说“惟在用法而已”，便先设了一个台阶，就象是说，法典是人制的，也是人用的，用得不同便效用不同。
这个台阶看起来好象没有开始那个台阶漂亮。但这也是一个台阶，它的第一重要之处在于，这时正好需要这个台阶：晋王急需解决广野的战争问题。第二重要之处，则在于这个台阶出现的位置，是在一个论辩的后面。就如同说我们在讨论问题，你总要给我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机会吧。这便成了晋王给端木长的一个机会。原本是端木长跟晋王讨价还价的事，换了一个场景，便可以看着晋王有胸襟气度，让端木长来证实他的观点。
所以事实上这个台阶比刚才那个台阶更高明。第一个台阶是给傻子的，第二个台阶则是给聪明人的；第一个台阶是给那个见眼前之利的，第二个台阶则是给谋治国之术的。
 　
晋王是聪明人，杀个公输同有什么用呢？解决晋南的问题才是关键。公输同有可杀之罪，也有不杀之理，何况端木长不但给了“不杀之理”，还给了“不杀之利”。
于是，“王诺”。
 　
　
3. 端木长出山第三策：借势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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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说的“授人台阶”，是造势之策，用在二者取利的场景里。但接下来端木长的问题是他还是一介草民，人轻言微，做事时必有所碍。而且，他要做的事是不以兵戎而弥战端，这个事用鼻子想也能想出来：是游说。但人家一国之君，三军之帅，岂能随便由你游说去了？
这话其实也不全对，因为那时也有一介草民跑去自荐，而后被委以重任的。但这取决于你要做的是什么事，端木长在这里要做的事（具体的事下一小节再讲），就需要一个合适的政治身份。
 　
端木长这次不再象前面准备黄金、甲胄那样秘密行事（无人知其事），他直接向晋王陈述说：“你在曲沃定都，是要镇守西边，而广野却象犄角一样远在东边。但你去东边讨伐广野，西边的虞、魏这些国家又来骚扰你，这是你不能取胜的根源。”这一番话一针见血，很见军事根基，我们前面花了一大堆文字来讲军事地理，其中一半便是为了说清楚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左顾右盼”，所以打不胜。端木长这番推论的目的，是要推出一个结果：打不胜就先不要打。只有这个条件先成立了，他后面的“游说”才行得通。
晋王果然认可。接下来端木长的计谋，便是说在邘国的更东边有雍国，“与其交好，以共谋邘”，那么晋国就安全了。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个计策本身有多好，因为其实没有谁能一下子就听晋国的话，一起去打邘国，所以“游说得成不成”还很不好说。但“游说”则是必然的。
游说之势一旦形成，端木长可以顺理成章地拿到一个身份：使臣。在这一策上，端木长所谋的，未必是某个计谋得到晋王的许可，而是形成游说的形势，并合理的出使雍国。因为使臣是国与国交往的代表，使臣出面是代国而言事，这是至关重要的。
 　
端木长借势谋子，所谋的不过是“使臣”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又有什么用呢？